新闻资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世界现代化历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遵循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也体现出很强的特殊性和超越性，展现出世界历史意义。
西方先发国家依靠掠夺扩张建立起现代世界体系，确立的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霸权秩序，使世界充斥着西方中心观和文明优越论。在西方先发国家构建的世界秩序中，现代化强国之路必然伴随着战争、掠夺与对抗，必然会遇到“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基于先发优势而形成的现代化方案并不能成为所有国家的普遍遵循和世界秩序演变的终极依据。人类文明史的历史演进和理论研究表明，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世界不同地区曾存在不同类型的秩序，而不同类型的秩序又是在变动中确立，在确立之后不断调整、变化的。因此，就连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因此，以霸权秩序和文明优越论为核心的所谓普世主义越来越不适合世界发展的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方案。在霸权秩序支配下，目前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主要还是西方先发国家，而占世界总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在艰难追赶。时移世易，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这个时代不再是霸权的旧秩序所能囊括的。广大后发国家不可能再重走先发国家掠夺扩张的老路，不能再陷入先发国家以邻为壑、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借鉴、开放交流相结合的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这种自信和自觉，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基础，有着中国现实发展目标的认知基础，有着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度把握。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不符合世界发展需要，文明冲突论、文化霸权主义等思想也不符合世界发展趋势。中国从自身发展实际出发，在和平发展基础上探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多样的方案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制度性、创新性、系统性的现代化方案。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强国，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之所以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真正避免资本逻辑支配下贫富不均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和协调发展。中国现代化是不断发展的创新型现代化方案。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中国开辟了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路径，展示了持续创新的智慧和勇气。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系统性解决中国问题和人类问题的方法与路径。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是通过不断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构建和平安全、利益共享、价值共融、责任共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的世界秩序呼唤新文明形态。习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因多样而交流，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只有在不断交流对话中才能超越彼此之间的隔膜；文明因交流而互鉴，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同其他文明取长补短，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既要使本国文明生机勃勃，也要为其他文明发展创造条件，才能使人类文明永葆生机活力，从而超越文明冲突论；文明因互鉴而发展，任何一种文明都需要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用创新为文明增添发展动力，从而超越文明优越论。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情怀和使命，充分体现在中国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治理方案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行动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表明中国的全球治理和共同繁荣的理念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表明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探索不同的现代化方案，创造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文明形态，为构建更加包容、更加合理的世界新秩序而共同努力。
中国在百年奋斗中成功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加多样的道路选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独特的世界意义。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实施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复苏。与此同时，一系列超常规政策的出台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
“十四五”时期，交通运输行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的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通过对标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在规则制定中把握主动权和线
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形成客观性认识、本质性理解与自觉性认同是提升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度的必然逻辑。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道义性，就体现在它强调各国在追求本国正当利益时应该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应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一项具有牵引作用的关键性改革任务，综合改革试点是新时期推进改革正确的方法策略，是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重大举措。